爱情话语的建构在20世纪的政治想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XINWEN)

发布时间：2021-10-10 08:26:14 阅读：次来源：轴承钢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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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情”话语的建构在20世纪的政治想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孙行之

　　陈淑君取消了和未婚夫沈原培的婚约，嫁给她新近丧偶的姐夫、生物学教授谭熙鸿。作为“五四运动”中第一批进入北大念书的女生，陈淑君的大胆举动引来很多指责。北大教授张竞生站出来，为陈淑君说话。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文章，以看似十分“科学”的方式，提出四个关于爱情的准则，其中包括：爱情是有条件的，所以是可比较的；爱情是可变的，所以夫妻之间随时可能分道扬镳……

　　1920年代，坚守儒家婚姻模型的保守派和将爱情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物的自由派，本就争论激烈。张竞生的这番辩护，既否定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又将爱情从坚贞不渝的神坛上拉了下来，所以同时激怒了两派。当时在《晨报副刊》上，针对张竞生观点的争论，绵延数月之久。

　　“爱情”这一观念，诞生于晚明的知识阶层。而在李海燕看来，中国情感史上新旧交替最波澜起伏的时期，就是20世纪上半叶。爱情之所以得到空前强调，其实与中国人主体性的发育紧密相连。“晚清及五四时期，人们开始把人置于爱情故事中，就是要把个人从传统的血缘地缘身份中抽解出来，把人的价值完全划归于主观意志。现代身份认同需要经历爱情的洗礼，因为有情人或恋人是一个完全孤立的抽象身份（“我就是我”），进而可以自由地选择加入新的抽象（想像）的共同体，成为‘社会’‘国家’或‘无产阶级’的一员。”

　　在《心灵革命》一书中，身为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教授的李海燕，将目光聚焦在1900~1950年中国人情感观的变化，来阐明“爱情的话语在20世纪以民族主义为导向的社会政治想象中所扮演的角色”。

　　爱情是个复杂而广泛的概念，太多人把爱情作为一种标签，而李海燕却将之作为研究对象，在译者修佳明看来，这是很有勇气的，“当然有些读者可能也会觉得，她把爱情分解了”。

　　《心灵革命》获得了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李海燕的确在无意中为爱情“祛魅”了。她把爱情的历史整理成一个严谨而完整的“光谱”，让人们看到，看似发乎性灵的情感如此明显地被时代条件塑造着。通过对晚明至1950年间大量文学作品的分析，李海燕归纳出三种感觉结构：“儒家感觉结构”“启蒙的感觉结构”以及“革命的感觉结构”。关于现代人的爱情，她这样评价：“即使在抽象的共同体中，我们仍然受制于各种或大或小的环境压力尤其是家庭生活的要求，没有人可以纯粹以爱情为原则而生存，爱情只是现代人追求自由的前提和途径。”

　　相比于西方人，儒家情感话语是相对匮乏的。“因为儒家社会秩序不是建立在个人思想、情绪和价值选择的基础上。现代社会强调情感是因为情感是个人主义的最直接表达。”但这并不意味着李海燕完全赞同西方人的情绪话语。“现代社会的很多弊病是跟这种无限崇尚主观情感、过于关注个人心理状态的倾向有关的。儒家社会秩序强调以礼教整合个人情感，看重行为正统而相对忽略主观意志，既有抑制个人主体性的负面效果，也有缓冲个体精神负担的积极作用，不能一概而论。”

　　第一财经：这本书是一部严肃的文学史著作，但也可以看到作者对现实的关切。比如，在书的结尾，她提到了中国球迷在日本与当地球迷的冲突，她从中看到了个体身份与民族同情律令之间的捆绑关系。她在书中的很多辨析，是否影响到你对现实，比如爱情的看法？

　　修佳明：并没有改变我的看法。她的眼光和视角非常客观，完全是用一种历史化的态度来组织研究，不管是对男女各自身份演变的进程，还是对政治的看法。政治是她研究的话题之一，也可以看到她的态度，但总体上，我认为她的研究是超越了政治的。她没有让她的政治立场影响叙述和判断。

　　我个人从中收获最大的，还是书中的一些细节，一方面是她对理论的叙述，另一方面是一些细节。她把自己对文学的感受放到了论述里，虽然客观，但也是有温度的。她对历史人物没有苛责，也没有道德审判。

　　第一财经：给我印象很深的也是作者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她的解读很有力度，但没有过度阐释。这种分寸很难把握。

　　修佳明：一方面，她的理论功底非常好，所有阐述都不是自由发挥，是有理论依据的。另一方面，她不光是阅读量很大，也非常深入。她的分析是从文本内部出发，没有先设的结论。在书里，理论和论述已经融为一体了。理论对她只是工具，是用来组织论述的，她关心的还是关于这个话题的真相。

　　第一财经：李海燕分析了《孔雀东南飞》《红楼梦》《西厢记》，也分析了从鸳鸯蝴蝶派到鲁迅、张爱玲、郁达夫、丁玲等很多作家的作品，时代跨度很大。一路读来，她对不同作品所作论述的详实程度是不同的，似乎也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出她的文学偏好。

　　修佳明：学文学的人总是会有自己的偏好。具体我也不好评价她的偏好。但越是经典的作品，她可能更熟悉，在材料当中占据的分量也更重。评价文学家不是这本书的任务，但我们也都能感觉到她的判断。

　　第一财经：1950年代以后的作品，她选取较少。

　　修佳明：对，能够看出来，她对1950年代文学作品的处理并不是那么游刃有余。她还是会照顾重点，着重于选择那些与论述结合得比较紧密的文本。

　　第一财经：她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去选择文本，得出的结论是否会有所偏移？也就是说，她所呈现的“感觉结构”未必是那个时代的感觉结构，而只是出于她的选择？

　　修佳明：我认为，理论的完整性和自洽性对文学研究者来说是最重要的。在文本选择上，往往会偏向选择自己熟悉的。但也有一些客观标准，比如文本的影响力，这从当时的报刊评论中就能看到。一个文本只要在当时有影响力，那就是有代表性的。另一个就是后人的追认。其实，在论述这些问题的时候，研究者能够锁定的文本是很少的。在一个十年之中，流行的往往就是很少的几部小说，流行的情况是确凿的。

　　第一财经：这本书的副题是“现代中国爱情的谱系1900-1950”，但作者关注的其实是知识分子和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能否代表中国人普遍的爱情观？或者说，这仅仅是中国知识精英的爱情观？

　　修佳明：这里存在一个假定。如果我们认同，一部经典作品或者流传度很高的作品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的精神状况，那么这种代表性就是成立的。如果我们不认同这个假定，认为文学和人的生活是脱节的，这种选择就不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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